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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正非说他最会吹牛,可他把华为手机干上了天
2017-08-02 16:04 来源:界面新闻

摘要:近日,华为消费者业务召开了“2017内部质量大会”。会议上,华为消费者业务CEO余承东表态,华为要坚守自己的质量底线。

| 本文由华商韬略原创

| 首发于微信公众号:华商韬略

近日,华为消费者业务召开了“2017内部质量大会”。会议上,华为消费者业务CEO余承东表态,华为要坚守自己的质量底线。

这种表态和华为手机上半年遇到的风波不无关系。

从今年2月底,华为旗舰手机P10在国内接连遭遇舆论危机,这也让华为内部开始反省。4月底,一向被认为“口无遮拦,横冲直撞”的余承东在自己的微博上公开发文,表达反省态度。

而这次大会上,余承东更是反复强调,质量优先于成本,优先于利润;华为消费者业务的一切考量都应是以消费者为中心,没有质量,一切都无从谈起。

其实作为将华为手机品牌一手带大的人,余承东比消费者更加重视质量。而且,他是个实干派,从来都是“不能坐而论道,必须起而行之”,这在华为手机初创时,就已经展现出来了。

【临危受命-做手机】

在接受手机业务之前,余承东曾为华为征战欧洲市场、立下汗马功劳。后来,他受命发展一项华为比较弱势的业务——手机。这一工作让他真正声名鹊起。

在初期,手机业务在华为体系里并没有那么重要。2003年,华为做手机是被逼无奈,因为不做移动终端,3G系统就卖不出去。2009年,公司还考虑过将其整体出售。

此后,随着智能手机和苹果崛起,任正非决定做自己的品牌。但此时的华为,依旧在为运营商打工,生产廉价的定制机,连自己的LOGO也只能憋屈地藏在电池里面。要想打开局面,他必须选择一名得力的干将。刚刚在欧洲市场上凯旋的余承东进入他的视线。

2011年,余承东出任华为终端董事长。上任伊始,他就面临一个内外交困的局面:

在外部,尽管华为的定制机每年有几千万的出货量,但大多数定价只有几百元,利润更是寥寥无几。更致命的是,运营商的定制机更新速度快,三个月一代产品,功能上完全不考虑用户,与现实需求严重脱节。

而在内部,华为的管理层和员工已经习惯了定制机模式,利润低但也勉强能接受,大多数人没有动力打破僵局。再加上,当时的华为手机,要品牌没品牌,要渠道没渠道,做自己的品牌机,谈何容易?

这些困难下,大部分人选择墨守成规,但余承东是个例外。从小就是孩子王的他,做事从来天不怕地不怕。在他看来,定制机再做下去,必定是一条不归路。

于是,他开始放“大招”,大幅缩减定制机比例。这个决定遭到了内部的反对,因为定制机是当时华为终端的主要业务,放弃它,业绩势必会出现雪崩式下滑。

很快,质疑声便排山倒海而来。不但本土员工质疑,海外员工也纷纷发难,不少人对余承东的做法表示不满。那段时间,余承东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每隔一段时间,就会传出他下课的消息。很多人说,余承东快“牺牲”了!

运营商听说后,也开始撤销与华为的合作。在欧洲,15个手机定制客户最后只剩下1个,终止合作的客户包括沃达丰、法国电信等巨头。这些客户都是当初华为花大力气争取来的。尽管华为做了大量解释,说这只是战略调整,但还是失去了合作的机会。

内忧外患之下,余承东没有办法,只能死扛。尽管深受任正非器重,但余承东很清楚,在公司里他没有特权,任正非也不可能给他太多的试错机会。如果完不成任务,他只能卷铺盖走人。

因此,他唯一能做的,就是逼迫自己一个任务接一个任务地啃下。

【只争第一】

任正非也曾开玩笑地揄揶他,余承东是华为最会吹牛的人。

一般来讲,爱吹牛的人分两种:一种是吹完牛就不了了之了;另一种是吹完牛后,逼着自己去实现它。余承东就属于第二种人。

而狮子座的余承东,骨子里本就有一种霸气,做事要么不做,要做就做第一。

入住华为终端后,在一次内部会议上,余承东提出,要用三年的时间,打造出全球顶级的手机品牌。说这话时,台下鸦雀无声,几乎没有人相信他的豪言壮语。

当天的会议,本来是要讨论2012年第一季度的产品预测,大家的目光停留在过去的标准上:四寸屏、1G的CPU、500万像素、10毫米厚屏。至于定价,必须在2000元以下。

余承东听了,怒火中烧,他说华为要做就做数一数二的高端手机,定价在4000元以上。理由很简单,手机是个哑铃形的市场,低端和高端用户最多。说到激动时,他还以珠穆朗玛峰为例,说人们只会记住第一,没有人记得住第二。

最后举手表决时,有2/3的人反对。理由也很简单,这样的手机即使生产出来,也卖不掉。因为在此之前,华为从来没有卖过2000元以上的手机。

尽管反对声很大,但余承东做高端手机的心意已决。

在他接手前,华为的海外定制机虽然销量大,但定价被运营商压低至50美元。在拉美,部分运营商甚至要求华为承担全程运费。余承东对此深恶痛绝。

在他看来,华为手机再这样做下去,离关门也就不远了。

他决心终结这一切。他告诉员工,华为必须从成本导向中转变过来,不能以压低产品器件规格来换取成本优势,相反要以极限标准来要求自己,务必做到“世界一流水准”。

为此,他下令上海研究所专注于数一数二的高端机研发,低端机则迁往西安。工程师们有三个选择:上海,西安,不然走人!

一时间,上海飞西安的航班上挤满了华为工程师,他们的密码箱里装着待交接的产品雏形。留在上海的人,磨刀霍霍,准备大干一场。

为了让工程师们放开手脚,余承东鼓励他们大胆试错,同时最大限度地动用公司的资源,提供各方面的支持。据手机产品线副总裁李小龙回忆,仅仅为美国运营商开发一款型号为M735的手机,华为的单笔研发费用就高达数千万。

在余承东的大力支持下,工程师们不负众望。

2012年,华为先后推出P1和D1两款高端手机。其中,P1定价2999,主打轻薄;D1定价3999,主打快速。这两款手机获得了不少运营商的好评,之前一直用三星、苹果手机的华为员工,也开始用上自己家的产品。

“在我余承东的字典里,没有第二,只有第一。”三年后,在华为Mate S手机柏林发布会上,余承东这样阐述自己的产品开发哲学。

【从不妥协】

其实除去年初的风波,华为手机的质量,一直以来有口皆碑。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余承东对品质、技术近乎偏执的追求。

他经常给下属下达一些看似完不成的任务,而且从不妥协。“这个参数达不到,你必须做出来!”几乎成了他的口头禅。

在产品研发周期内,余承东经常晚上10点之后给下属打电话,反馈自己的意见,多数时候是批评和抱怨:为什么还是这个样子?为什么不能变?面对歇斯底里般的要求,员工们叫苦连天,他们私底下管余承东叫“余疯子”。

这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执拗劲儿,在余承东上学时就显露无疑。初中时他差点没学上,后来父亲给他找了县城最差的中学。他每天往返走四个小时的路,很多人劝他放弃,说那个中学从来没人考上过大学。他不听,坚持上学,最终以全县最高分考上西北工业大学。

P6研发时,余承东要求工程师在研发中心搭建主客观场景,模拟不同的色温,并对200多个场景进行优化,以获得最佳的拍摄效果。

到了P7时,为了做好外观设计,工程师尝试了光哑、批花、喷砂等不同的效果,样品累计超过40种。

但余承东还不满意,直到上市前一周,他还在做优化。他经常从兜里掏出手表,对比样机的光泽,然后对工程师说:“你看,这个感觉还是有点差距的。”

P7上市两个月后,余承东对电池盖的颜色不满意,希望修改。工程师告诉他,光打样就需要十天,而且会给备料带来大量的麻烦。余承东不管,坚持要改。

余承东对员工严苛,对自己也毫不手软。

最忙的时候,他一度身兼五职,每天只能睡四五个小时,半夜还在发微博,宣传华为的手机。

每个月,光是需要参加的例行会议就超过25个,有些会议会持续一整天。据说,相比他征战欧洲时,这还“轻松”了很多。

长期的工作压力和缺乏睡眠,让他的身体处于极度的透支状态。有一次,他因为熬夜实在是太困,在停车时打瞌睡,恍惚中直接撞上车库内墙,差点要了他的命。

但就是这种死磕自己的玩命工作态度,让余承东和他同事们不断创造着华为手机的神话,直至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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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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