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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如何率先跑出创新“加速度”
2018-03-12 15:51 来源:人民网

■本报特派记者 朱珉迕 谈燕 张骏 宰飞

“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

3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广东代表团审议时指出,中国如果不走创新驱动发展道路,新旧动能不能顺利转换,就不能真正强大起来。

总书记强调,科技创新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战略支撑。要着眼国家战略需求,主动承接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引进国内外顶尖科技人才,加强对中小企业创新支持,培育更多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竞争力的创新型企业。

创新也是今年《政府工作报告》的重头。报告专辟一节阐述“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强调把握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势,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不断增强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

跑出“中国创新‘加速度’”,是《政府工作报告》中的形象表述。而对正在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和中央要求,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上海而言,能否率先跑出这种“加速度”,亦是让中国实现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的关键。

只欠东风:国家实验室尽早落地

加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强化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启动一批科技创新重大项目,高标准建设国家实验室。

——《政府工作报告》

在基础科技领域作出大的创新、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取得大的突破,历来被视作创新的“牛鼻子”。

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所长丁奎岭回忆起一位老院士的话:“中国是做科学研究最好的地方,中国现在是做科学研究最好的时期,中国是对科技创新需求最为迫切的国家。”

丁奎岭说,对基础研究而言,人才、平台、项目三位一体,缺一不可,而上海在诸多领域拥有自己独特优势。

2017年,中科院与上海市正式挂牌成立张江实验室,作为科创中心核心区里最具显示度的科学设施,目标直指到2030年跻身世界一流国家实验室行列。张江实验室的进展,亦成为今年两会的聚焦热点。

全国人大代表、中科院上海分院院长王建宇在审议时介绍,张江实验室将通过上海光源、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超强超短激光装置、软X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活细胞成像平台、硬X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等一批大科学设施的集聚,构建世界领先的光子科学中心,在光子科学领域形成美国、欧洲、中国三足鼎立的格局,掌握新时期科学创新的主动权。而目前,“1+2+1”的布局已经明晰。

“‘1+2+1’是指张江实验室既打造以光子科学领域为主的一个世界级基础大科学设施群,又凝练生命科学、信息技术两大攻关研究方向,还形成两者的一个交叉方向——类脑智能。”在王建宇看来,强调多学科的交叉性,正顺应世界科技创新的变革趋势,亦是构建大科学平台的要义所在。而这个综合性平台,已经具有了国家实验室的雏形和规模。

“现在可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我们期待国家实验室尽早落地。”王建宇说。而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光源二期工程总工程师何建华也表示,今后几年,上海要投入更多的经费来建设水平更高乃至国际领先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为科创中心建设奠定扎实的基础条件。

在全国层面,强化基础研究投入、释放各层级创新潜力,仍有巨大提升空间。全国人大代表、复旦大学脑科学研究院院长马兰表示,对标全球顶尖水平,我国科研创新能力还不够强、应用基础研究尚显薄弱,要参与国际竞争,亟需以更大力度加强研发投入。而投入方式亦需持续优化:“R&D投入5年增长2.5%的目标要实现,不能都把钱留到最后几年才投资。”

当务之急:破除体制机制堵点

加快创新成果转化应用……落实和完善创新激励政策……有悖于激励创新的陈规旧章,要抓紧修改废止;有碍于释放创新活力的繁文缛节,要下决心砍掉。

——《政府工作报告》

在念到上面这番话时,李克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收获热烈掌声。

体制机制层面的堵点,是制约创新成果产出和转化的瓶颈。全国政协委员、上海科学院副院长曹阿民则表示,我国地方研发机构的创新能力和运行体制机制,同后道产业升级所需要的支撑能力尚不匹配;科技资源存在条块分割问题,也制约研发成果产出。对此,从国家层面加大顶层制度供给,引领地方科研机构提升创新能力、促进“大共享、大联合、大产出”,应是当务之急。

何建华委员则坦言,硬投入水平上升到一定阶段后,体制机制方面的短板会更加凸显。“现在很多科研人员精力不能够完全花在科研上,却在项目申请、管理、经费上面花了很多时间。”他说,“在体制机制、管理效率、人才激励、环境、氛围等方面,其实我们有很大提高空间。”

这方面的突破,也直接关乎创新成果是否真正转化为生产力。曾在上海市科委任职多年的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环保局局长寿子琪说,这五年,国家及地方在科技成果转化上走了“三步曲”,从立法、到实施意见、再到出台行动方案,通过突出制度供给,科技成果转化的热情充分激发,一些原本可转可不转、没有转化意愿的科技成果大量出来,“制度供给解决了前段激励的问题,更加尊重发明人的价值,让发明人有更多收益。”

他强调,科技成果转化,不仅仅是个人行为,也是社会化、组织化行为,市场化行为、专业化行为,下一步要更加关注基础性、系统性的工作,构建完备的成果转化体系,推动科技成果转化成为自发行为。

例如对知识产权的有效管理。“过去比较多的是注重申请知识产权,但在知识产权的可持续使用方面不太重视。我们看到一些科技成果,因为没有很好的后续管理,价值在无形中逐渐流失。”寿子琪表示,除了政府的指导支持,更多的要对国有研究院所、机构提出明确要求,从财政支持上,对从事知识产权管理的机构给予一定资助。

同时,专业的中介机构也需要及时培育。寿子琪说,近年,上海从事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社会中介专业机构从原来的一二十家,发展到现如今的200多家,把成果转化、应用各方串联起来,在一个平台上实现对接,“因为科技成果的属性,不一定能一一对应,有时候需要移花接木、有时候几个成果叠加起来会产生更大的效益。”

他还认为,对于国有无形资产的管理,要有别于有形资产。“无形资产是否一定价高者得?”寿子琪说,潜在价值很难估量,不同的对象匹配,产生的价值很难估量,应关注其对社会的正相关性效应,而不是及时性效应。无形资产作价落户之后,很有可能失败,对其考核管理方法,要做一些改革,有别于货币实物资产。”

补上短板:人才也要“天使投资”

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改革,推动人力资源自由流动,支持企业提高技术工人待遇,加大高技能人才激励,鼓励海外留学人员回国创新创业,拓宽外国人才来华绿色通道。

——《政府工作报告》

人才是“第一资源”,也是基础研究的最好抓手。丁奎岭委员表示,针对高端人才,国家已有很好的人才计划,如千人计划、杰出青年基金、长江学者等等,当前还需进一步加大支持力度。

同时,创新人才培育也有结构问题。“从数量上看,我国的人才数量是蛮厉害的,”丁奎岭说,“但高、精、尖依然是比较缺少的,需要精准发力,补上这一块短板。”

寿子琪代表则表示,创新优化人才结构,关键在两头。一头是高峰人才——不是一般的“高端人才”,而是真正担得上“顶尖”二字的世界级人才。要想清楚希望聚焦的重点领域,对相关领域的顶尖人才精准发力,这一部分的人才政策应当量身定制,甚至“一人一策”。

全国人大代表、民盟上海市委副主委、复旦大学教授丁光宏也表示,世界人力资源格局正在发生巨大变化,国际人才竞争日益白热化,为此需要时刻跟踪全球高端人才市场变化,建立国家层面、功能完备的国际人才库,及时发现并对接那些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各领域专家、学者,尤其是华裔科学家。

另一头,则应当高度关注青年人才。在寿子琪看来,青年人才的厚度决定了我们的科技高度,青年人才创新活力强、思维活跃,敢于创新、愿意创新,学术上、人脉上没有框框。对于这部分人才,要考虑在面上扩大支持,“广种薄收”。

“就像企业有天使投资一样,对待青年人才,也应该有‘天使投资’的意识。”他说。

而要吸引各路优秀人才,仍需要打造世界级平台,提供适宜人才成长的创新生态环境。不少代表委员呼吁,要推动更多人才便利化政策举措落地落实,真正体现价值导向,回归本源。在评价的方式上,要探索人才分类评价机制。相应地,高校学科设置上作灵活机动的调整,真正形成与科技革命相匹配的高校学科专业类型动态调整机制。

责任编辑:木十

(原标题:上海如何率先跑出创新“加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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