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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世南为什么重要
2020-09-25 15:19

虞世南与欧阳询、褚遂良和薛稷一起被称为“初唐四家”,是唐代楷书的代表人物之一。《孔子庙堂碑》是虞世南的代表作。本文从唐初书法审美转变的角度,阐述了虞世南在当时的影响力,带领读者赏析《孔子庙堂碑》。

唐 虞世南《孔子庙堂碑》 局部

《孔子庙堂碑》又称《夫子庙堂碑》,由虞世南(558—638)撰文并书,初刻于贞观四年(630)前后。碑石现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馆。《孔子庙堂碑》的碑文记载了唐高祖李渊武德九年(626)十二月二十九日,下诏以隋朝故“绍圣侯”孔嗣哲之子孔德伦为“褒圣侯”及修缮孔庙等事,不仅有一定的文献价值,更在书法领域有着响亮的名声。南宋赵孟坚将其与欧阳询《化度寺碑》《九成宫醴泉铭》并列,认为学习楷书从这三个碑入手即可。

自晋室南渡,长期的南北分立影响了社会的方方面面,在书法上形成了“南妍”和“北质”的审美差别。代表妍媚审美的王献之书法,在南朝超越其父王羲之占据主流。北方则崇尚古质之美,书体偏好篆隶,书家推崇钟繇。南北朝后期,南北双方对各自的风尚有所反思,并表现出一种趋同的趋势:南方以陶弘景和梁武帝萧衍为代表,主张由王献之妍美之风转向钟繇所代表的古质之美,而北方则出现由篆隶传家渐慕江南文风的倾向。这一趋势到了隋及唐初逐渐稳定,最终发展为南北中和而取“尽善尽美”的中间状态。

唐 虞世南《小楷破邪论序》局部 

日本三井纪念美术馆藏

“尽善尽美”的评价标准源于《论语》。孔子认为舜时的韶乐尽善尽美,而周武王时期的武乐虽然很美,但还不够好。美是就其形式而言,善则指其内容,“尽善尽美”指形式和内容都达到了足够好的标准。唐初倡导这种评论标准的不是别人,正是唐太宗李世民。李世民雅好书法,尤其推崇王羲之。

他亲自为《晋书》作《王羲之传》并重金购求王字,锐意临摹。他还摹拓王羲之《兰亭序》赏赐朝贵,使得当时士大夫尽学王羲之书法。在为王羲之所作的传中,他历数古代名家,认为张芝、师宜官等古代名家因为传世墨迹罕见可以置之不论,而钟繇古而不今、王献之字势疏瘦、萧子云无丈夫气,唯有王羲之能达到“尽善尽美”的标准。

李世民以其身居高位,顺应时代潮流,对书法审美的评价一锤定音,使“尽善尽美”成了品评书法的最高标准,也使王羲之的书法成了最好的范式,对王羲之的书史地位影响巨大。虞世南是李世民的书法老师。当代学者朱关田就根据虞世南和李世民的关系,揣测李世民倡导王字、迎合北周提倡魏晋传统以来一直相继踵行而渐趋纯正的社会书风,或许正是出自虞世南的“顾问”。

唐 虞世南临 《兰亭序》

虞世南身逢乱世,先由陈入隋,隋亡后被辽东夏王朝留用,虽有才名,但始终寂寂无闻。直到武德四年(621),虞世南始受知于秦王李世民,被其收为幕僚,此时的虞世南已64岁高龄。秦王府开设文学馆,虞世南成为著名的“十八学士”之一。玄武门之变后,虞世南出任中舍人,成为当时太子李世民东宫的机要秘书。李世民即位后,与欧阳询等人充任弘文馆学士。李世民给予虞世南“博闻、德行、书翰、词藻、忠直,一人而兼是五善”的高度评价。

虞世南书法学习智永、王献之,以“秀”闻名。唐张怀瓘《书断》称虞世南:“其书得大令(王献之)之宏规,含五方之正色,姿荣秀出,智勇在焉,秀岭危峰,处处间起。行草之际,尤所偏工,及其暮齿,加以遒逸,臭味羊(欣)、薄(绍之),不亦宜乎。”并将其楷书列为妙品。张怀瓘还认为虞世南书法“中年之迹,犹有怯懦。总章已后,乃备筋骨。殊矜质朴,耻夫绮糜”,由此可知,虞世南暮年也在适应时代新变,呈现出南北融合的趋向,由“秀”向“遒逸”和“质朴”转变。

唐 虞世南 《去月帖》拓本 《淳化阁帖》卷四收录 上海博物馆藏

贞观六年(632),李世民诏令京官文武五品以上职事官有志于学习书法并有天赋的子弟进弘文馆学书,指定虞世南和欧阳询教授楷法。唐代取士,强调身、言、书、判,书法的好坏是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衡量标准。虞世南任此教席,可见他的书法在当时具有广泛的影响力。虞世南还有一位著名的学生就是被称为“广大教化主”的褚遂良。虞世南死后,当李世民感叹无人论书之时,魏徵便向他举荐了褚遂良。虞世南《咏蝉》“居高身自远,非是藉秋风”的诗句,用来形容他在书法上的成就也非常贴切。

《孔子庙堂碑》在当时就引起了强烈反响。据说,虞世南待《孔子庙堂碑》碑成之后,向李世民进献拓本,得到皇帝一枚王羲之黄金印的赏赐。消息传出,前来观碑、拓碑的人络绎不绝,以至于“车马填集碑下,毡拓无虚日”。虽然从后世的文献来看,《孔子庙堂碑》影响广泛,但命途多舛。碑成之后,孔庙失火被毁,后于武则天长安三年(703)重刻。重刻时加上了篆额“大周孔子庙堂之碑”。唐宣宗大中五年(851)凿去“大周”两字。重刻之碑因椎拓过甚而毁,北宋初年由王彦超第三次翻刻。原石屡遭重刻、翻刻,并被大量棰拓,早已面目全非,流传下来的拓本也很少见。

责任编辑:张茜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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