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是让故乡认领的唯一证件！

我曾经在一首诗里如此感叹过，当我意识到方言在我们生命中的重要性时，方言其实正在与我们渐行渐远，像儿时的童谣，只能留存在一部分人的记忆中了。不得不令人万端感慨，方言是一条通往故乡的小径，杂草丛生，日渐荒芜。

我的故乡在黄土高原清涧县城的西北方向，距离县城大约十几华里。包括了几十个乡村的整个川道有一个颇具时代色彩的名字——红旗沟。小时候，我们那地方人都讲一口土渣味十足的方言，就像鱼儿游在水里，清风绕着山梁游弋，朴素而自然。村里偶尔有谁去城里或者更遥远的省城或北京一趟，回来后话语里忍不住炫耀似的夹杂了两句洋腔洋调，就会遭到全村人的白眼。质朴得如同土疙瘩一般的男女老少，听不惯那陌生的语言，也看不惯那炫耀者近乎轻浮的举止。在他们眼里，这洋腔洋调俨然就是不同宗同脉的异类。

儿子幼时回故乡，那时他爷爷还在世，爱孙心切的老人很想和孩子拉话套个近乎，然而孩子却是一口标准的普通话，老人听得吃力费劲，只好无奈地摇摇头，打消了进一步语言沟通的打算，并向我们感慨道：“唉，这娃娃，爱咬京腔！”

上小学时，村里有一户人家突然衣锦归乡。据说他们是逃到关中某地方躲避计划生育的，在那地方大约住了两三年时间。回到村里后，这一家人都变了腔调，例如把孩子叫木犊娃，而不再叫杏（清涧方言）；玉米糁糁被叫成苞谷糁；把丢人叫“桑念”……这家人口音的变化，在村里人听来很是刺耳，好像他们这种腔调就是对“杏”和“玉米”的大不敬，是对村庄的背叛。那家的孩子上学，常常受到村里孩子的集体排挤，甚至拒绝与他们一起玩耍，这家人很无奈，督促孩子重启语言系统恢复了方言，方才渐渐重新融入了村庄。

另一家人农转非时去了外地，孩子很快适应了外面的水土，学会娴熟地讲外地话，父母却一直坚守着一口方言。每次临回老家前，夫妻俩都要对孩子进行一番方言强化训练，母亲唠唠叨叨地反复叮嘱：“你如果不会说方言，回去人家要嘲笑你的。”

我上到小学四年级时，被父亲转学到城里读书。进城后，熟稔的红旗沟方言霎时变成了一种累赘，感觉自己突然间似乎产生了语言障碍。比如“好着哩”，我们红旗沟方言说“好的哩”，仅仅一字之差，但是只要我讲出口，马上就会遭到同学们的耻笑，有的同学甚至会咬字很重地故意学着我说话。尽管城里人的普通话在外地人听来与我的方言毫无二致，也是鼻音浓重，土得掉渣。可当时，在那些小城人的眼里，我就是一个土里土气的乡下丫头。

后来离开故乡到省城谋生，水土气候、衣食住行很快就适应了，唯一令我尴尬的是乡音无改，那与生俱来的浓浓鼻音，让我身上似乎被刻上了“红字”，出去应酬，只要我一开腔，听者马上惊讶地问一句“你是陕北人？”陕北人咋了？我敏感地嗅出包含在其中的些许轻视，省城人身上这种地域性的歧视，犹如白种人对黑种人似的无法一下子消弭。初来时，我们在半坡居住。有一天早上我去上班，女房东在门口问我：“你在阿达上班？”

我答：“杂志社。”

“哟，在杂志社上班呀，不晓得你们陕北还出人才！”

我忍不住诧异地瞥了她一眼，心想你不知道的事情太多了。房东的话令人不悦。房东是地道的包租婆，口袋里有了几个钱，性情就不免骄纵了几分，每天打牌养鸟，一脸的傲气。所幸不久我就买房子搬家了，总算不用再看房东那张优越的大脸盘。

后来，随着矿产资源日益开发，陕北人越来越有钱了。人怕出名猪怕壮，有钱的名声一旦在外，一些外地人看我们的目光就不一样了，有的人马上变脸贴上来，说多么喜欢与我们陕北人打交道，特别欣赏陕北人的厚道质朴。听话听音，说白了还不是觉得我们憨厚，我们的钱好赚吗？其实，活动在省城里的陕北人不全都是有钱的主，像我这种靠爬格子清贫度日的也大有人在。由于一口乡音，使我吃了不少苦头。比如每次出去逛街买衣服，只要我一开口，那件好不容易看上的衣服，售价保准得蹭蹭往上涨，涨价的理由无非是你们陕北人有钱，又不是买不起！我如果甩手不买了，她保证会在后面追出来一句：“还陕北人呢？这么小气！”令人哭笑不得。这样几次三番，女儿就学精了，下次再出去买衣服坚决不让我开口，她说妈妈一砍价准没希望。这样的遭遇不免令人沮丧，在大都市，一个没钱的陕北人不好混，一个既没钱，还满口乡音的陕北人更不好混。

在外面住的时日一长，加之要与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我逐渐地疏远了自己的方言。偶尔与家乡小城里的朋友通个电话，发现他们也讲着一口蹩脚的普通话。时代发展太快，许多新生事物瞬息万变，有的新兴词语，我们的方言词库里已经找不到与之相匹配的发音。这种现象，是一个时代无法阻挡的趋势。我常想，网络中发嗲卖萌的“么么哒”，如果用方言说出来会是一副什么样子呢。

方言正在与我们渐行渐远，大家以为远去的都是土气与落后，其实不然，我们也正在把方言中一些非常宝贵的东西遗落了。比如乡间生活中那些生动鲜活的比喻词，像春天的青草一样茁壮生长的动植物的名字，带有泥土气息或者活色生香的叠字，都被我们自作聪明地置换成了普通话，仿佛整齐划一的盆栽，生生把自己活成了无根的植物。越来越令人失望的是，正经八百的普通话怎么也书写不出方言所要表达的那种意味深长和妙趣来。诗人西川说，绝大多数诗人的作品翻译成外文以后完全处于失效状态。失效状态似乎有点言过其实，但我以为最起码会失去许多鲜活生动的韵味。

偶尔，我写文章需要用到某个农具和物件生动鲜活的方言名称，竟然怎么也想不起来。此刻，我才意识到，远离乡音和故土，我的知识储备竟然如此干瘪苍白。对于车前草、马齿苋、酢浆草等具体称谓我是那么无知，只能笼统地称呼它们为青草和野花，这种认知的无力感令人沮丧和不安。每每写到这些地方，我的笔尖就凝滞了，需要打电话询问远在故乡的父母，将他们当成了我的方言词汇储备库。可是我清醒地知道，未来总有一天，我将无法扣响故乡的门环，启开故乡的大门，这条方言的捷径不会永远给我留着。

一种语言并不仅仅是一种工具，而且是一种文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群，是一种生活的韵味，是自然风光，也是人文景观。方言所体现的地方特色的确是普通话无法比拟的。比如东北人喜欢讲生动形象、富有节奏感的方言，这与他们豪放、直率、幽默的性格相当吻合。在演艺界有“小品太后”之誉的赵丽蓉，以一口质朴幽默的唐山方言，赢得广大观众的喜爱。记得在一个小品中，她带有唐山口音的英语发音，让人笑出了眼泪。如今斯人已走远，那亲切的唐山方言犹在耳畔回响。

漂泊在外的人大都特别渴望遇见老乡。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老乡无疑是一种天然的圈子，而乡音，就是这个圈子里吸引人的最大磁场。大家互相说着熟稔的方言，亲切而自然，恍若从来就没有离开过故土和童年。我们身边是熟悉的山水，穿梭着打猪草的孩子，精赤着脚丫子满山坡奔跑，鸡鸣犬吠、牛哞声声回荡在乡村凉爽的傍晚……当生命远离故土，在异乡的土地上，关于乡音的记忆就成了精神的一片栖息地。

有一年，我去北京出差，一大早就赶到天安门看升旗。与我同行的有我的一位女领导和几位同事，其中两位同事都是我的老乡。就在天安门广场，两位老乡因为谈论一件小事起了争论，情急之下，其中一位脱口来了一句母语：“狗说差，俄说好！”那一嗓子乡音，瞬间唤醒了我对方言的记忆，恍惚回到了熟悉的故园，儿时游戏伙伴清脆的方言回响在耳边。“狗说差，俄说好！”是地地道道的陕北方言，现在远离故乡千万里，一句熟稔的乡音，竟然将我的思绪瞬间带回了故园中。

这句熟稔的母语，仿佛有一股强劲的风，吹进了我的身体，霎时喊出了我的眼泪。我恍惚随风千里回到了童年，气势恢宏的天安门广场变成了儿时的打麦场，我的灵魂顺着方言的小径，急匆匆向遥远的故乡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