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辽宁一男子和朋友组建“临时保镖”团队，起初承接护送、反家暴等委托，后来因应“能不能帮我去看看家里的老人”的要求，开启“外包儿女”服务：有时是去陪陪空巢老人，有时是假扮成儿子去为养老院的丁克老人撑腰，每单的价格从500到2500元不等。

为丁克老人当“假子女”，月入过万，团队三个月从9人扩展到上千人。这条新闻乍看猎奇，细思却耐人寻味。当“临时子女”成为一门生意，当亲情陪伴能够明码标价，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个新职业的兴起，更是老龄化社会背景下，情感需求与市场供给之间一场无奈却又必然的碰撞。

“外包儿女”服务的核心，卖的不是劳务，而是“角色扮演”。它回应了当代空巢老人两个最深层的焦虑：一是日常生活的照护空缺，二是在社会关系中“身份缺失”的窘迫——没有子女探望的老人，在养老院可能成为被怠慢的对象；在社交圈里，似乎也矮人一截。请人假扮子女，既是为了有人“撑腰”，更是为了维系那份脆弱的体面。

我们不能一味批判这种服务的“虚假”。对于孤独的老人而言，哪怕是短暂的陪伴，也能带来真实的温暖；对于提供服务的一方来说，只要投入真心，同样可以建立真诚的连接。有人认为，“虽然开始是演戏，但相处久了会有真感情。”这种由市场行为衍生出的拟亲缘关系，或许正是传统社群瓦解后，新型社会支持网络的一种萌芽。

更需警惕的是，不能让“外包儿女”掩盖了真问题的解决。如果公共服务足够完善，如果社区养老能够提供情感陪伴，如果养老机构能够真正做到一视同仁，老人或许就不必通过购买“假子女”来寻求“撑腰”。市场的灵活填补值得肯定，但养老保障的主体责任，永远在政府与社会。

“外包儿女”的兴起，与其说是创新，不如说是无奈。它像一面镜子，照见了传统家庭养老模式的式微，照见了公共养老服务的不足，照见了老龄化社会的情感刚需，也照见了社会转型期中代际关系的重新调适。在新闻的热闹背后，我们更应思考：如何建立一个让所有老人，无论有无子女都能生活得更加体面的社会支持系统？当亲情不再可“外包”时，制度保障与社区温暖必须及时“到场”。

来源：红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