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大行参与“村改支”，既是化解村镇银行风险的务实之举，更意味着县域金融供给结构的深度重构。

本报综合报道 近期，国有大行推动村镇银行改制为分支机构（下称“村改支”）的节奏显著加快。10月11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金华监管分局发布批复，同意农业银行收购浙江永康农银村镇银行，设立永康金山、胡库、后城街三家支行，新支行将全面承接原村镇银行清产核资后的全部资产、负债、业务及员工。这是农业银行年内第二次获批“村改支”，此前9月，该行已获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厦门监管局核准，收购厦门同安农银村镇银行并改建为支行。

事实上，除农业银行外，工商银行、交通银行已率先投身“村改支”阵营，国有大行集体发力县域金融改革的态势愈发清晰。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首席专家、主任曾刚指出，国有大行密集推进“村改支”，核心是顺应监管引导、优化银行业基层金融服务架构的关键举措。他表示：“监管层持续鼓励金融资源向县域、乡村下沉，将村镇银行改建为支行，既能助力国有大行实现管理集约化，又能提升基层服务效能，更有利于推动普惠金融目标落地。”

多家大行加入“村改支”阵营

从最新进展看，农业银行在“村改支”领域的布局持续深化。此次获批改制的浙江永康农银村镇银行，与此前的厦门同安农银村镇银行类似，均为农业银行主导发起的县域金融机构，成立时间集中在2012年前后。如今，随着两家机构完成“身份转变”，农业银行内部“村改支”改革路径正式启动——原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村镇银行，转型为农业银行直属分支机构；曾经探索县域金融服务的“试点村行”，升级为融入大行体系的“服务支点”。

据农业银行2024年年报披露，该行目前共控股6家村镇银行，除已获批“村改支”的两家外，还包括湖北汉川农银村镇银行、克什克腾农银村镇银行、安塞农银村镇银行、绩溪农银村镇银行，后续是否有更多机构纳入改制范围备受关注。

回溯今年“村改支”进程，工商银行是首家“破冰”的国有大行。6月23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率先批复同意工商银行收购重庆璧山工银村镇银行，设立工商银行重庆璧山中央大街支行；9月2日，监管部门进一步批复同意重庆璧山工银村镇银行解散，标志着国有大行首单“村改支”进程正式完成。

交通银行紧随其后，于8月8日获监管批复，同意收购大邑交银兴民村镇银行，将其改建为交通银行成都大邑支行和交通银行成都大邑安仁支行。值得关注的是，为扫清整合障碍，交通银行一并受让8家企业法人股东持有的该村镇银行2.71%股权，实现100%控股，为后续业务融合奠定基础。

截至目前，已有三家国有大行在今年推进“村改支”工作，其中厦门同安农银村镇银行的改制颇具代表性。公开信息显示，该银行于2012年6月27日正式开业，注册资金1.5亿元，由农业银行总行直接投资和管理，是厦门市首家村镇银行，其改制过程为同类机构转型提供了参考样本。

对于这一趋势，博通咨询首席分析师王蓬博分析称，本质是国有大行对监管部门“村镇银行改革化险”号召的积极响应。他表示：“一方面，国有大行拥有雄厚资金实力、成熟管理经验和完善风险防控体系，能直接增强原村镇银行抗风险能力，有效化解县域金融领域潜在风险；另一方面，‘村改支’可以补充基层网点力量、优化县域机构布局，进一步加大农村重点领域信贷投放，更好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与乡村振兴战略。”

村镇银行退场热潮背后

国有大行参与“村改支”，既是化解村镇银行风险的务实之举，更意味着县域金融供给结构的深度重构。要理解这一改革背景，需追溯村镇银行的发展历程。

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加快推进农村金融改革，鼓励在县域内设立多种所有制的社区金融机构，允许私有资本、外资等参股”，为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落地提供政策支撑；同年，原银监会下发《关于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更好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按“低门槛、严监管”原则，正式启动村镇银行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试点。

在政策红利推动下，村镇银行迎来爆发式增长，数量一度超过1600家，在填补农村金融服务空白、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野蛮生长”的背后，隐忧逐渐显现：部分机构背离“支农支小”设立初心，为追求短期收益盲目“垒大户”，导致涉农贷款占比持续下滑；同时，公司治理漏洞使股东过度干预经营成为常态，机构风险抵御能力薄弱的问题日益突出。

为破解上述难题，监管部门启动村镇银行风险化解改革。2021年，原银保监会发布《关于进一步推动村镇银行化解风险改革重组有关事项的通知》，明确支持主发起行向村镇银行补充资本、协助处置不良贷款，推动村镇银行适度有序改革重组。随着改革深化，村镇银行重组模式逐步向“功能重构”转变，“村改支”“村改分”（改建为分行）等案例陆续获批。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明确，“坚持农村中小银行支农支小定位，‘一省一策’加快农村信用社改革，稳妥有序推进村镇银行改革重组”，并将中小银行改革化险列为年度首要任务，为“村改支”提供了更明确的政策导向。

今年以来，村镇银行“退场”与“转型”节奏明显加快，多家机构通过被主发起行吸收合并、解散，转为母行分支机构。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批准退出的总行级村镇银行已超90家，而2024年全年退出的此类机构为83家。从时间维度看，这些退出的村镇银行大多成立于2010年以后，存续时间不足20年，折射出县域金融机构“新陈代谢”的加速。

“村改支”后，机构经营将发生哪些变化？一位农商行支行副行长从实践角度分析，改制后至少有三方面优势：一是规范化经营程度更高，直接接入大行管理体系，合规风控标准提升；二是抗风险能力更强，依托母行资本与资源应对区域市场波动；三是业务范围和信息化程度拓展，可接入更完善的金融科技系统，丰富信贷产品。

另一位金融业内人士指出，吸收合并后更易形成公司治理、分红体系的规模效应，降低运营和监管成本，还能在支行层面统筹区域发展，避免原独立法人“小而散”的问题。

不过，业内也有全面考量。光大银行金融市场部宏观研究员周茂华表示，“村改支”对双方均有益：原村镇银行可完善治理、化解风险，大行能扩大市场份额、减少同质化竞争，但“需同步增强服务小微企业、‘三农’的能力，避免远离基层需求”。

招联首席研究员董希淼预判，未来村镇银行结构性重组将加快，数量逐步减少，“这是行业从‘量的积累’转向‘质的提升’的必然”。但他强调，兼并重组并非“一招鲜”，需重视中小银行的独特作用，防范大行非市场化下沉带来的“挤出效应”，维护县域金融多元竞争。

前述农商行支行副行长也提出，重组后能否保留原法人灵活机制仍需观察——县域需求分散，过度标准化或影响效率；人员安置、资产划转、不良处置等难点，也直接关系“村改支”效果。

从行业发展看，国有大行“村改支”既是响应监管号召，也是优化县域布局的主动选择。未来，随着更多机构改制，县域金融专业性、普惠性有望提升，但如何平衡规模化与服务灵活性、避免“大小银行”生态冲突，仍需监管与市场共同探索，让县域金融真正成为乡村振兴的坚实支撑。

来源：城市金融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