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这片苍茫雄浑的土地，不仅承载着厚重的历史积淀，更在中国革命的壮阔画卷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红色印记。20世纪20年代，陕北绥德率先点燃了马克思主义在西北地区传播的星星之火。从1924年绥德建立起陕北地区第一个党组织，到革命火种辐射陕甘宁，再到成为陕甘宁边区坚强的北大门和巩固的大后方，绥德逐渐发展为西北革命的策源地，奠定了其在西北革命史乃至中国革命史上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一、星火燎原，点燃了西北革命的第一簇“火种”

绥德，地处陕北腹地，历史悠久，民风淳朴而刚毅，素有“上郡古邑”“秦汉名邦”“天下名州”之美誉，历来是陕北地区的政治、经济、交通和文化中心，自古便是西北门户。20世纪20年代，中华民族内忧外患，寻求救国救民之路成为时代主旋律，绥德率先成为西北地区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桥头堡”。

（一）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与思想启蒙。1924年，在李大钊等早期共产主义者的关怀指导下，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简称“绥德四师”）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1924年10月，李子洲和王懋廷发展教师田伯英加入中国共产党，11月，李子洲、王懋廷、田伯英在绥德四师秘密创建了陕北地区第一个党组织——中共绥德小组。1925年初，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绥德支部也宣告成立。绥德早期党团组织的建立，具有策源性和开创性意义。

（二）党团组织的率先建立与体系化发展。1925年4月，在中共北京区委（同年10月改组为中共北方区委）领导下，中共绥德特别支部成立，李子洲任书记，这是西北地区第一个县级党组织。同年，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绥德特别支部成立，下辖学生、农民、教师等团支部12个，团员达200余人。到1926年，绥德党团组织已覆盖陕北13县，形成“以绥德为中心，辐射榆林、延安”的党团网络，成为西北革命的“神经中枢”。

（三）革命火种的辐射与西北革命的联动。绥德党团组织不仅在本地扎根，更主动向周边地区输出革命力量。1926年冬，绥德四师培养的400余名学生中，80%的学生加入了党团组织，革命之火以燎原之势，从绥德蔓延至北至陕西府谷、南至陕西宜川、西至宁夏银川、东至山西汾阳的广大地区，推动陕甘宁地区革命运动的兴起。1943年1月西北局高干会议上，毛主席赞誉绥德“陕北革命的根子在绥德，李子洲是重要开创者”。绥德因此成为了“西北革命的策源地”。

二、夯基垒台，构筑了西北革命的第一块“基石”

如果说党团组织是革命的“火种”，那么系统化的组织建设就是支撑革命燎原的“基石”。绥德始终将组织建设作为革命斗争的核心，从基层政权到群众团体，构建起“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革命组织体系，为西北革命提供了坚实的组织保障。

（一）“支部建在连上”的基层政权探索。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绥德党组织转入地下，坚持“党的领导贯穿基层”，提出“支部建在区乡”的地方基层组织建设口号，先后在义合、薛家峁等区乡建立党支部，发展农民党员300余人，成立“贫农会”“妇女解放会”，将革命火种播撒到广大农村。1934年，绥德成立陕北地区早期的县级苏维埃政权——绥德县革命委员会，并颁布《绥德县土地分配条例》《绥德县雇工保护暂行办法》，实现了“组织群众、发动群众”的革命目标。

（二）群众团体的全域覆盖与动员机制。绥德党组织创造性地提出“以农运为基础、以学运为先锋、以工运为支撑”的群众工作方针。在农村组织“农民自卫军”开展抗租抗税斗争，在学校发动学生罢课声援北伐，在城镇成立“脚夫工会”“店员工会”团结广大工人阶级。到1930年，绥德各类群众团体成员达5000余人，形成“村村有组织、户户有会员”的革命格局，为西北革命筑起了“铜墙铁壁”。

（三）统一战线的实践与革命力量的凝聚。绥德党组织始终坚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1926年，李子洲与陕北爱国将领井岳秀建立统一战线，推动其释放被捕党员；1933年，面对国民党“围剿”，绥德党组织联合哥老会、开明士绅组建“抗日救国会”，呼吁“团结抗日、反对内战”，展现了高超的斗争艺术。正如毛泽东同志后来评价：“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组织基础，始于绥德，成于群众。”

三、英才辈出，打造了西北革命的第一座“熔炉”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绥德不仅是“革命的策源地”，更是“革命英才的摇篮”。从绥德走出的共产党人，如群星闪耀，照亮了西北革命的征程。

（一）推行“红色师范”的人才培育模式。绥德四师是中国共产党在西北地区最早建立的革命学校之一，被誉为“陕北革命的黄埔军校”。1924年至1930年，四师共培养学生800余人，其中600余人加入党、团组织，涌现出李子洲、刘志丹、马文瑞等一批革命骨干。四师独创“理论学习+实践锻炼”模式，白天学《共产党宣言》，晚上到农村搞农运;课堂上讲“阶级斗争”，田间地头办“农民夜校”，将学生培养成“懂理论、会实践、能战斗”的革命战士。

（二）构建“梯队化”人才培养体系。第一梯队以李子洲、杨明轩等为代表，负责战略决策；第二梯队以马明方、霍士廉等为代表，分管地方政权；第三梯队以青年党员为主体，深入基层发动群众。1935年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绥德输送的干部约占陕北苏区干部总数的30%，其中18人后来成为开国将军或省部级以上领导，形成“绥德干部撑起陕北半边天”的局面。

（三）革命精神的传承与人格力量的塑造。绥德革命先辈始终坚持以“忠诚、担当、为民”为底色。李子洲积劳成疾，在狱中写下“我为革命而死，毫无遗憾，望你们勿念，继续革命，勿以我为念”；谢子长在战斗中身负重伤，临终前仍嘱咐“要跟着共产党走，把革命进行到底”。这种崇高的理想信念和无私的革命精神不仅培育了一代革命英才，更是我们绥德红色文化的核心精神内涵，至今激励着中国人民团结一心、开拓进取。

四、枪杆子里出政权，锻造了西北革命的第一支“铁拳”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而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绥德党组织从创建之初便深刻认识到武装斗争的重要性，以“武装工农、割据陕北”为目标，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武装斗争。

（一）农民武装的兴起与游击战争的开展。1927年4月“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绥德党组织迅速转变策略，提出“拿起武器，武装保卫革命”。1927年10月，在中共陕西省委领导下，唐澍与受绥德党组织影响的进步军官李象九、共产党员谢子长等发动清涧起义，打响了西北地区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起义失败后，又以“分散游击、昼伏夜出”的方式，在绥德、米脂、佳县等交界地带建立游击区，形成“村有赤卫队、区有游击队、县有独立团”的武装体系。

（二）根据地的创建与反“围剿”斗争的胜利。1934年，绥德成为陕北革命根据地的核心区。1935年2月，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在赤源县（今属子长市）周家硷成立，统一指挥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等武装力量。面对国民党军对陕北根据地的三次“围剿”，绥德军民用“麻雀战”“地雷战”“坚壁清野”等战术，先后取得张家圪台伏击战、定仙墕黑圪崂山战斗等胜利，累计歼敌数千人，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陕甘革命根据地。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绥德提供了大量的粮食、兵源和物资支持，成为中央红军落脚陕北“巩固的大后方”和抗日战争的出发点。

（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敌后抗战的中流砥柱。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后，绥德成为陕甘宁边区坚强的“北大门”。1939年8月，八路军第359旅奉命进驻绥德，接防绥德警备区河防任务。1938年初至1939年底，边区河防部队英勇抗击日军的疯狂进攻，与敌进行大小河防战斗48次，其中较大战斗7次，粉碎了日军西渡黄河进犯的野心。绥德党组织动员3万青年参军，组织“担架队”“运输队”支援前线，创办“抗战剧团”，并于1939年7月支持设立陕北公学绥德分校（后于1941年并入延安大学，成为延安大学绥德分校前身），为抗日前线输送了大量的干部和兵员，成为敌后抗战的“坚强堡垒”。1942年5月，彭德怀同志在视察绥德警备区时指出：“陕北人民是革命的靠山，小米和热血是革命的给养，绥德更是西北的屏障。”

回望峥嵘岁月，从党团组织的创建到武装斗争的胜利，从人才的培育到根据地的建设，绥德为中共中央和红军长征落脚陕北提供了全方位支撑，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今天，我们回溯革命历史，不仅是为了缅怀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更是为了传承红色基因、创新发展路径，通过不断活化红色资源，持续讲好绥德红色故事，让历史发声、让文物“说话”、让红色文化“活起来”，努力将“忠诚、担当、为民”的红色基因融入时代血脉，一以贯之继承先辈遗志，发扬革命优良传统，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不断开创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新局面。（崔亚东 田彩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