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秋,安康知县陈仅因旬阳知县徐辰告离任,临时代署旬阳政务并紧急办理人命案件,履职期间作《夜过洵阳松木沱滩与孙花屿》《洵阳检验事竣,刘芑园邀游观音洞》《野行》等诗作。诸作以命案办理的政务履行为脉络,融星夜赴任的旅途见闻、案件勘验后的抒怀与查案途中的地域纪实于一体,既是其署理旬阳的政务心路写照,更是研究清代中期陕南旬阳地域社会与民生状况的珍贵诗史。其中《野行》作于调查行程中,诗句“岚雾迷云砭,泉声凑石门”“米盐喧小市,鸡豕散荒村”的经典描摹,与“夜过旬阳”的急行背景、“汤火湔覆盆”的政务感慨形成鲜明对照,以具象化场景勾勒出清代旬阳石门盛产大米禀赋形成的商贸活力与富足乡村生活,印证了秦巴山区开发背景下县域乡村的发展面貌,也为研究清代地方官员署理政务与地域社会的互动提供了独特文学视角。

政务背景:诗作缘起于“汤火湔覆盆”的刑案之旅
欲解《野行》诗中之景,必先明其创作之由。陈仅此行旬阳,非为风雅登临,实乃身负“湔覆盆”(洗雪冤屈)之重任。解读其同期创作的其他诗篇,可以清晰还原出此次政务活动的紧迫轨迹与沉重心绪。
旬阳发生命案,陈仅在赶赴旬阳的夜航途中,面对汉江险滩,他写下《夜过洵阳松木沱滩与孙花屿》,“滩声忽近篙声哗,灯火三五滩头家”之句,既描绘了舟行夜渡的艰险,也折射出使命在身的急迫。待到现场检验事毕,稍得喘息,佐贰官刘得求邀游观音洞,他却在《洵阳检验事竣,刘芑园邀游观音洞》中慨叹“却思官役劳,汤火湔覆盆”。此处的“汤火”,形象地道出了办理人命官司如赴汤蹈火般的艰辛与风险;“湔覆盆”则直指其核心职责——厘清案情,昭雪冤抑。诗中更提及“譸張小民幻,鞭扑公庭烦。千慮希一得,進退仍觸藩”,深刻揭示了地方官员在审理复杂案件时,面临信息真伪难辨、法理人情交织的困境与焦虑。
由此可见,陈仅的旬阳诗作,是以一桩紧急刑狱案件的办理为主线串联起来的政务实录。那么,创作于这一过程中的《野行》,其性质便绝非一般的山水田园吟咏。诗题“野行”所指,正是他为查清案件原委、获取多方证供而进行的野外调查行程。诗中景象,皆是他在履行公务、跋涉于旬阳乡间道路时,目光所及的即时记录。这种源自亲历调查的“无意得之”,恰恰保证了其所见场景的真实性与可靠性,使其诗作超越了个人抒情,具备了“以诗证史”的独特价值。
“米盐喧小市”:石门镇商贸繁荣的鲜活速写
《野行》诗中,“米盐喧小市”五字,堪称诗眼,它像一扇窗口,让我们得以窥见清代中期石门镇作为区域性物资集散地的活跃景象。
首先,“米”居“小市”喧嚷商品之首,绝非偶然。这直观地表明,稻米生产在当时的石门镇农业经济中占据着支柱性地位,且有大量盈余进入流通领域,成为市场交易的大宗商品。陕南旬阳地处汉江谷地,气候温润,水系发达,尤其在石门一带,冲积土壤肥沃,适宜水稻种植。自清初“湖广填陕南”的大规模移民开发以来,先进的稻作技术与充足的劳动力在此结合,使得昔日的河谷坡地被广泛垦辟为良田。稻米的丰产,为石门镇积累了坚实的物质财富基础。
其次,“米”与“盐”并置对举,深刻揭示了当地一种典型的、建立在资源禀赋差异基础上的交换模式。陕南山区并不产盐,食盐作为生活必需品,完全依赖外部输入,主要经由汉江航运,将川盐或淮盐转运至此。对于外来的盐商而言,沉重的盐包是商品,但他们返程时显然不希望空船而行。石门镇及周边地区丰产的稻米,便成为了盐商眼中理想的回程货品。于是,“以盐易米”或“以米易盐”的自然交易便应运而生,并在长期实践中固定下来。“喧”字,生动再现了市集上买卖双方为米质优劣、盐价高低而讨价还价的嘈杂热闹场面,那是市场活力最直接的声响表达。
因此,“米盐喧小市”不仅是一句生动的文学描绘,更是清代中期秦巴山区内部,汉江航运沿线村镇参与区域商品流通的一个微观缩影。它标志着石门镇的稻米生产已超越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范畴,深度卷入了以汉江为动脉的区域贸易网络之中。本地丰饶的物产(米)与外部输入的必需物资(盐)在此交汇互换,满足了民众生活需求,也促进了地方经济的活跃。这为后世关于石门出产优质稻米乃至有“贡米”之誉的说法,提供了坚实的历史经济背景——只有当一个地方的物产具备相当的产量、稳定的品质和广泛的贸易认可度时,才可能产生并流传此类美名。
“鸡豕散荒村”:乡村生计富足与社会安定的侧面写照
与市集的“喧闹”相对应,诗中“鸡豕散荒村”则描绘了一幅静谧而丰饶的乡村田园图景。这里的“散”字,意蕴深厚,远非“稀少”,而是“散布于”“遍及于”之意,描绘出鸡豚等家禽家畜在村舍周围、山坡田野间自在觅食、悠然生长的景象。
这种普遍的散养模式,其前提是粮食的充裕。在传统农耕社会,猪、鸡的饲养需要消耗大量粮食或剩余食物。只有当稻米等主粮产量丰足,农家在满足口粮和赋税之后仍有富余,或拥有充足的山林坡地资源提供辅助饲料时,才能支撑起如此规模的禽畜散养。因此,“鸡豕散荒村”恰恰是“米盐喧小市”的农业基础在家庭副业层面的延伸展现,共同构成了石门乡村“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的富足生活画卷。
更深一层看,禽畜的安然散养,也是地方社会秩序良好的一个直观标志。在治安不靖、盗匪潜行的年代,农家宝贵的禽畜财产必须严加看管,不敢任其散逸。诗中描绘的鸡豕遍野而无人觊觎的景象,暗示了当时石门一带民风相对淳朴,基层治理有效,社会秩序较为安定。只有在一个基本安全有保障的环境里,民众才能安心从事生产,积累家庭财富(禽畜在古代也是重要的财产形式),享受相对太平的生活。这与陈仅前来处理的虽然是个案性的命案,但并不影响整体乡村社会处于一种常态化的有序状态。
诗史互证:一幅清代陕南山乡开发成功的民生图景
陈仅《野行》一诗的价值,在于它将官员的政务活动与地域的社会经济观察无缝衔接,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政务纪实诗史”。诗中“米盐喧小市,鸡豕散荒村”的生动场景,与“夜过旬阳”的仓促、“汤火湔覆盆”的凝重形成了意味深长的对照。一边是官员为个案司法而奔波劳碌,另一边则是广大乡村社会日常经济生活的蓬勃与安宁。这种对照本身,就是清代中期陕南地区在经历长期移民开发后,社会经济发展达到相对稳定和繁荣阶段的一个侧影。
清代对秦巴山区的大规模移民开发,虽然初期伴随着环境的挑战与社会的磨合,但至道光年间,在不少自然条件优越的地区如汉江沿岸的旬阳等地,其积极成果已经显著体现。移民带来了先进的农耕技术和多样的作物,促进了土地的开垦和水利的兴修。汉江水道的航运价值被充分利用,连接起了山区与外部市场。地方政府在维持社会秩序、处理司法案件(如陈仅所为)方面履行着基本职能。这一切综合作用的结果,便催生了像石门镇这样依托稻米生产和汉江贸易而兴起的繁荣市集,以及其背后安定富足的乡村生活。
陈仅的诗句,恰如一幅定格在道光二十二年秋的快照,以其无可替代的细节真实,为我们还原了那个时代旬阳石门地区的民生百态。它告诉我们,至迟到十九世纪中叶,石门镇一带凭借其优越的自然条件、成熟的稻作农业和便利的水运位置,已经形成了相当活跃的商品经济与较为富足的乡村生活。这里的稻米不仅养育了一方百姓,还通过市场交易远近闻名。关于此地盛产优质大米,被列为贡品的种种传说,或许正是基于此类历史上真实存在的物产优势与贸易盛况而逐渐演绎生成。陈仅这首源于刑案调查途中的《野行》诗,于是便超越了一时一事的个人感怀,成为见证地方历史发展与物产口碑形成的一页珍贵“诗史”。
注:刘得求,字芑园,江苏靖德(待考)县举人,道光十九年署旬阳知县,佐贰官。
编辑/陈国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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